乔石的家庭、家教和家风

时间:2018-07-09    作者:   来源:



据新华社报道,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:乔石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5年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1岁。


乔石同志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,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,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、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,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。


那么,乔石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呢?他和妻子郁文对子女的教育又如何呢?


“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”


乔石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。


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里这样写道,按照定海新闻网的讲述,乔石祖居在定海镬厂弄4号。祖父在城里摆咸货摊,生有三子,乔石父亲排行第二,少年时即去上海学生意,受过新学教育,后在一家家具行当账房先生。乔石母亲则是上海一纺织厂的纺织女工。


在这样一个家庭里,母亲的生身之恩和养育之劳对乔石影响很大。乔石常说:“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。”


母亲自幼为生活所迫而当童工。厂方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,日本老板在中国工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傲慢态度,使乔石的母亲对世道不公、人间不平的现象产生强烈的不满。乔石半岁的时候,五卅运动爆发,思想进步的母亲也加入到罢工队伍。


乔石从懂事起就认定要为家庭分担责任,不让弟弟们受饿。


那时,母亲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,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。乔石的幼年时代,常常听到母亲劳累一天后的痛苦呻吟。但坚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忍饥受寒,也要供养乔石读书。这使乔石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。


乔石曾分别在青年学生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,两度集中时间,认真地将几十卷本的《列宁全集》通读两遍,并先后做了3000多张资料卡片,在每张卡片上都用钢笔一丝不苟地详细注明篇名、页码、内容摘要和分类编号。


让天下穷苦人不受衣食温饱问题困扰的朴素情感,使乔石较早选择了投身革命。1940年8月,年仅16岁的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几十年后,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,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称乔石“在抗日战争中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”。乔石曾经回忆说:“其实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革命的真正含义,只知道要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能够过得上好日子,要为天下百姓谋取福利。但是随着阅历和经历的丰富,才明白这些和革命本质上是一致的。”


艰难岁月,努力给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机会


“在我小的时候,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。”乔石的女儿乔晓溪回忆,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。乔石夫妇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。两年后,又奉调大西北,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。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,他们工作忙,乔石的四个孩子被送到南京,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。“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。”


有一天,两姊妹在家门口玩耍,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,风尘仆仆地急切走来。姐妹彼此窃窃私语,“咦,他们回来了”,却没有一个迎上去,投入他们的怀抱。“在我们眼里,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。”


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,持续了好几年。


1965年,小女儿、儿子小东和爷爷奶奶才全部都搬到了北京,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。


1965年,女儿乔晓溪到北京时,本是计划秋季入学,但是因为生日晚,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,没有上成,只得再等一年。妻子郁文看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,就督促姐姐开始在家教小女儿小学课程。


一年后,乔晓溪本该上学了,不想文革爆发,学校都停课“闹革命”了。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乔石家前,郁文鼓励孩子在家读书。文革两年后,在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口号中,乔晓溪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。刚刚入学,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。


不久后,乔氏夫妇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。当时大女儿管家,定期给他们写信。一天,乔晓溪心血来潮,也胡乱划拉了几笔,寄去了她写的第一封信,期盼着妈妈的夸奖。收到回信,乔晓溪惊呆了。妈妈寄回了女儿的原信,但是上面已经“面目全非”,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,布满了信纸,全是批改和点评,从书信结构,到用词造句,以及标点符号。“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,只感到无比气馁。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,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,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。”


“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,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,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,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。”如今已是教授的乔晓溪回忆道。


夫妇二人做孩子困境中的人生导师


乔石与郁文育有二子二女。


在乔石的严厉要求下,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。他的女儿就读的学校是普通的中学和大学。他要求家人:不要出风头,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;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,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;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。


1976年,女儿乔晓溪面临高中毕业。虽然文革已近尾声,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。乔晓溪也下乡插队了。


晓溪住在16个女生同住的双排通铺的宿舍里,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,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,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。读信时,往往一人开个头,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。“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,但这次来插队,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,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,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,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,也只有哑巴吃黄连,跟家里报喜不报忧。”


有一天,乔晓溪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。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。信里除了关切、问候,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,更没有一字的责难。“妈妈说,越是艰苦的条件,越能锻炼人的意志;越是困难的环境,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,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。当初我选择去插队,说明我有勇气,她为我感到骄傲,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。”


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对乔晓溪感慨地对说:“你妈妈真伟大!”


后来,乔晓溪回到北京,听家里人说起,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,夜里默默落泪,但郁文知道眼泪帮助不了女儿,唯有正面的激励,才能坚定乔晓溪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。(来源:中国教育报)


责任编辑:悠然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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